不知從何時起，北京城里就有了一群穿著云南民族服裝，挑著茶葉擔子賣茶葉的姑娘。誰也不知道她們每天到底要走多少的路，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走了多少的路，只是盼望能多賣些茶葉。几天來，我跟著她們一條街一條街的走。 

    家里挺好的，就是想來看看北京 

    楊小琴是這些賣茶姑娘中的一個。楊小琴2003年2月份來到北京，今年18歲，在這群賣茶姑娘中年齡不是最小，但是在北京的時間是最短的。她們中有的在北京已經五六年了，有的待了兩三年。而楊小琴到6月2日才剛滿半年。 

    与其他賣茶姑娘相比，楊小琴的家庭條件算是比較好的。她的家距縣城僅有十几里地，所以小琴能經常進城，也多多少少知道城市是什么樣子。她的父母身体都很好，种好了家里的地，就足可以衣食無憂了（按照楊小琴的概念，就是有吃有穿）。楊小琴家姐妹四人。她讀完小學二年級就退學回家照料弟妹，直到去年妹妹也退學回家，小琴才可以出來賣茶葉。妹妹比她幸運得多，讀到初中才退學，現在在家里幫父母干活。去年哥哥當兵去了西藏，楊小琴說雖然哥哥現在拿不了多少錢，可是比在家強多了。最小的弟弟還在上初中，在家的時候，弟弟還要教她學英語，可小琴覺得自己年齡大了，又沒有什么用就沒學。 

    小琴說，“家里挺好的，有吃有穿的，也不用發愁生計。我還有個姑姑在西藏，姑姑想帶我去西藏，可我不想去。要是說打工的話，我在云南也可以找得到，沒有必要非來北京。我來北京只是想看看北京是什么樣子，想看看天安門和長城。等我看過了北京（天安門和長城），過年回家后就不打算來了。” 

    20平方米里的七個姑娘 

    今年的2月2日，小琴從云南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到達北京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從北京的哪個站出來的。下了火車后，就直接被帶到草橋住的地方，第二天就被帶去賣茶葉了。和小琴住在一個院子里的一共有二十几個賣茶女，差不多是每7個姑娘一個屋子。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，兩張上下鋪的床，一張床墊，一條被子，一目了然。一張桌子上放了些簡單的做飯的廚具，地上除了賣茶女的茶葉擔子和特別少的一些零散行李，竟然還有一大片空地。小琴沒有說她們七個人如何睡四張床；但是她說她的表姐夫和她們這群姑娘都住在這個屋子里。 

    除了由于天气的緣故，小琴她們可以呆在屋子之外，每天都要早上四點三十分起床，然后挑著擔子出去賣茶葉，一直到晚上八點多回去。在如花的季節，她們也一樣愛美。小琴從家里帶了新衣服，想來北京穿，雖然現在她知道或許她在北京永遠沒有机會穿；她的衣袋里裝著鏡子，雖然只是特別小的一塊碎鏡片；她的眉毛修得細細的、彎彎的；她說現在的太陽把她的臉晒黑了，但是她不會去買防晒霜，更不能不在太陽下行走。小琴說從2月份到現在她一共花了20塊錢，用來買些必需的生活用品。 

    她們這些賣茶姑娘都有自己熟悉的几條路線，可以換著走。小琴的主要活動路線在草橋和西紅門之間。由于來的時間短，還沒有机會去更多的地方。剛開始賣的時候，是老板叫別的賣茶姑娘帶她在這條路上走了三天。后來就是她自己單獨行動了，現在她對這片已經非常熟悉了。她說：“每天我走在相同的路上，卻能感受到不同的東西。有時候是事物，比如樹葉綠了，哪開新店了。也有時候，我可能碰見有趣的人，有一次，我就碰見一個老人和我聊天。他伸出手指告訴我他80歲了，可是我不懂，他就教我什么手勢代表什么數字。還有現在在十里河，有個地方可以免費摘桃子。” 

    這群賣茶姑娘來自云南比較偏遠的小山村里，家里經濟狀況不是很好。因為家里窮，她們連小學也不能讀完，就退學回家幫父母干活；而且她們的家長并不愿意花錢供女孩子讀書，所以在她們自己看來，退學是被沿襲下來的傳統，很正常的一件事。她們在家里除了下田干活、上山打柴、照料弟妹以外，并沒有其他事可做。于是她們被村里早先出來打工的人帶出來賺錢。 

    雖然她們的衣服都是從家里帶出來的民族服裝，都是一樣的擔子，一樣的行走；但是她們卻不一定是一樣的老板。通常六七個賣茶女就會有一個老板，大老板會有十几個賣茶女。工資是老板在出來之前和家里人講好的，按照賣茶的好坏有600元、500元、300元之別。滿一年，回到家里，老板會把錢直接給父母。老板提供住宿、吃飯、一年一次的來往車票。在開始賣茶葉之前，賣茶女要把身上所有的現金上繳；然后老板會發給每人10塊錢做本錢，用來日后的吃飯、找零，賣茶女需要從每天賣的茶葉中提出錢來補上當天花銷的，如果是個人花銷，老板就要扣工資的。茶葉賣得不好，老板會有不同的處罰方式。 

    過了年我就可以回去了 

    人生來就有無限的承受力，只是在不同的現實中爆發的力度是不一樣的。一個十几歲的女孩子從早上四點三十分開始，挑著20斤重的擔子一直不停地走到晚上八點，更何況有時是在風雪、酷熱、飢餓、害怕的前提下行走。 

    小琴說她挑著擔子走的時候，什么也不會想，就希望今天能多賣些茶葉。如果當天茶葉可以賣得好的話，這樣挑著擔子賣茶葉很自由，沒有約束，覺得這樣的生活也不錯。小琴的老板是小琴的表姐夫，所以有時候，生意不好也不會挨罵；而其他的賣茶女生意不好是毫無例外地要被罵的。但是如果生意老是不好，小琴也無法逃避表姐、姐夫的訓斥。按照老板的規定，每天她們中賣得最少的人，晚飯后要洗碗。還有的因為賣得不好，很晚了還不敢回家；自然回去后也 沒有飯吃了。由于賣茶葉有一半是靠運气的，有時好有時不好。如果誰要是連續几天生意都不好，其他賣得好的就會給她些錢，要她回去交，以逃避老板的處罰。等以后她賣得好了，再還。 

    雖然賣茶女之間會互相幫助，但是在這個小隊伍中也一樣存在競爭和矛盾。小琴說，“在七個女孩中，我排在中間。我覺得挺好的，在中間，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。你要是做得最好，別人不會和你一起走，怕你搶了生意；你要是做得最不好，誰也看不起你。” 

    小琴是個懂事、要強的姑娘。小琴說：“剛來的時候，每天都賣不了多少錢，回去自然要挨罵，我就不想做了，我和老板說我想回家。表姐夫說你要回家，就要家里寄1000元錢。我問他為什么要這么多錢，他說你的路費加上在這的吃飯、住房。第二天我告訴他我不回家了，要好好賣茶葉。現在都過了半年，到過年的時候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” 

    小琴說，“其實在外面賣茶葉很自由。而且也許是我運气好，并沒有碰到過什么坏人。有時候碰見那些不講理的人，我就收拾擔子走，不和他們做買賣；還會用家鄉話來罵他們。最怕的是會遇見城管的，但是他們一般就是攆我走，并不會沒收我的擔子和罰錢。其他人有遇到城管罰錢的，那回去老板又會罵的。所以我都會在城管下班的時候才到熱鬧的街面去擺攤。平時看到城管心里就害怕，赶快离開就可以了。” 

    為了看北京而來到北京的小琴，已經過了半年多的北京生活，卻不知道北京到底是什么樣子。 

    小琴說：“北京沒有我想象中的好，什么亭子、樓房、汽車，都和我以前看見的一樣。我出來之前，問早先賣過茶的姑娘北京好不好，她們說很好。可現在我并沒有覺得北京好。不過听同伴說，我走的這片是比較靠城外的地方，這里沒有市中心漂亮；但我還沒有机會去城里看看。” 

     對于北京人，小琴這群賣茶姑娘一點也不羡慕。小琴說，“北京人并沒有什么好值得羡慕的。每次看見和我們一般大的孩子什么也不會做，我就覺得他們挺窩囊的，在我們家鄉像他們那般大的孩子已經可以撐家了。不過有些時候會羡慕他們所在的這個优越的環境，由于這個先天的條件，他們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到我們正在追求的東西；而我們為了得到同樣的東西要付出成千倍的努力。” 

附：關于賣茶女的茶葉 

    在北京這個戴著口罩的特殊時期，小琴她們也像其他行業一樣有了一個停業期，卻只有短暫的一個星期。不過在那段時間，她們賣得普遍不好，因為大家都開始講衛生，也比以往更多的對她們的茶葉提出了質疑。 

    對于自己賣的茶葉，按照賣茶姑娘自己的理解是：“每樣我們自己都會喝，肯定不會喝死人；而且我們賣的茶葉很便宜，應該說是物美价廉了。”買小琴她們茶葉的主顧一般是外地到京的打工者，一來自己就不太注意質量和衛生，二來是貪個便宜。 

    事實上，這些穿著云南服飾的云南姑娘賣得并不是云南茶葉；她們的服飾起著包裝的作用。這些茶葉是從馬連道茶葉批發市場批發來的，然后轉手賣出去。而同一品名的茶葉批發价格上卻是有很大講究的，比如同是苦丁茶，會因為采茶時間、做法、顏色、味道而在价格上從每斤600元到80元不等。而且對茶葉的專業保存方式更是有特別的講究，一份現在品為好茶的茶葉也許由于保存條件不夠嚴密，几天后就不能再叫好茶了。而這些老板還常常會摻雜了次茶冒充好茶來賣。這樣無論從哪個角度講，這些擔子里的茶葉都不會是像她們說的那樣質量有保証的好茶葉。其次，這些茶葉被裝在那些簡陋的小鐵盒子里，被人挑著四處走動，灰塵很容易落入其中；更何況，賣茶女在回家后會把放在蓋子上做樣品的茶葉倒進盒子，衛生是無論如何也談不上了。 

    “尋夢京城”与不屈的精靈面對面 

    這里有貝多芬第五交響曲《命運》的悲壯，這里有貝多芬第三交響曲《英雄》的激昂，磨難、不屈、奮進，是這里永遠回響的樂章。在《八月十五保安在月影下徘徊》之后，在《午夜探訪收泔水的人》之后，在《拾荒人把夢想懸挂北京的屋檐下》之后，我們沒有想到讀者會如此關注，讀者會如此投入他們的感情，所以我們萌發了進行“尋夢京城”系列報道的念頭，在秉承“第一現場”版面宗旨的前提下，走進來京的形形色色的尋找夢想的人中間，記錄他們的喜怒哀樂，記錄他們的拼搏歷程，記錄他們的潛心感悟，使北京形成更加立体、更加丰滿的形象。